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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誌》序──张君默-周兆祥-李英豪三个圆环的交叠

一、

初看书名──《田园誌》──大概会以为关于田园生活的。其实这也没错,不过在当下香港写田园生活,肯定难以迴避写及空间政治与社会抗争的议题。

谈到香港田园的书写,其实也有不少,大概因为作家总会有某些时刻,要想乐得清幽,再加上不屑与城市文化生活为伍,就选择「归园田居」的生活,固此笔下不少作品,都会有「田园书写」的特色。我过曾因为研究的关係,读过一堆香港的田园书写,在此趁黄可伟出版他的小说《田园誌》之时刻,稍稍回顾一下过去阅读所得。

第一个想要提到的是张君默,在讨论香港文学时其实甚少会提到他,可能因为作品风格问题,也可能因为背景问题。他的中篇〈香港子夜〉把茅盾的《子夜》搬到香港,甚为可观,然同时能嗅出他不满城市生活的气味。后来,他真的「归园田居」,到香港城中的田园一隅居住,并写下不少关于田园的散文集,例如《自然小品》(1981)、《半山居》(1982)、《荷锄杂记》(1984)和《山居》(1988)等。他在八十年代初,说自己是「半山居」,皆因他自觉未能完全离开对城市的依赖;后来的《荷锄杂记》不少是写他在田园居住时耕作的二三事,至于《山居》的出版,大概从书名已经说明,他能离开城市,完全到田园生活了。

散文集中的调子,多是承续中国传统文人爱好山川的情感,而加上一点点浪漫主义者弃城市到自然的情绪,自然也少不了与八十年代那股时兴的科技热的对话。其实张君默与当年一众的文化人一般,在七十年代时已多有留意科学上的发展,并以此为提材写了不少科幻小说,短的有收进《粗咖啡》(1979),中、长的也有《蚁国》(1987)和《飞越彩虹》(1989)等。

这种对科学、科技发展的关係,其实也与当年的绿色运动有关,刚过世的文思慧(黄可伟小说中稍稍出现的角色,想来其形象该是来自文思慧的)当年也有投入绿色运动。当然,当年最为人所熟悉的,自然是周兆祥了。他当年反核、反味精、反电视,提倡绿色运动,着书立说,在大众传播媒介示範他一家的生活(后来竟然引来为何他们家住郊野却不安装蚊帐而要小朋友受皮肉之苦的质疑),取向与张君默大有不同。他介入政治,谋求改变,大概可以说是介乎文人爱山爱水与现代都市人追求绿色生活之间,像《我复悠然》(1986),副题已经表明他的位置︰「一个现代文明边缘人的自由」,而后来的《绿色政治》(1988)与《绿色思想》(1989)更是在政治、经济、哲学与文学中,提倡「绿色运动」。

而我研究自然书写的最大发现,可说是李英豪的《山外有山》。说到李英豪,稍熟香港文学史的人,都会知道他在五、六十年代于香港推动现代主义文学的旗手之一,陈国球的文章 〈香港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运动与李英豪的文学批评〉已把他在香港现代文学上的贡献梳理清楚,他着有《批评的视觉》(1966),集合了他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引介和批评,而他编选的《沙特戏剧选》(年份不详)也能侧面看出他切合当年存在主义的思潮。

但有趣的是,他从来完全离开了严肃文学,为报章写专栏,所写的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极短篇,内容不少与人文与科技、自然与绿色家居,都收到他的四本小说集中──《李英豪迷你小说》(1987)、《香港格子人》(1987)、《李英豪短篇》(1988)、《城市寓言》(1988)──另一方面就是他的种花养宠物的心得,例如《香港养花法》(1986)、《非洲紫罗兰养法》(1988)和《宠物也有情》(1990)等。他的思想中有部分与张君默同,暗藏社会进化论的想法,但关注植物和宠物之情,又与张君默对待自然的态度有别:张君默回归田园,李英豪则在城市中创造出绿色与自然的角落。至于李英豪成为了收藏家,那就是再之后的事情了。

而当中有一本书值得注意,因为内中深藏李英豪对自然的想法,就是稍早提到的《山外有山:给女儿傲山》。香港版于1986年出版,现在市面上大概没有可能找到的了;幸好的是,东大图书于1987年替他在台湾出版这书,使有心的读者还可以购得此书来读。顾名思义,这书是李英豪写给女儿李傲山的信,一封一封的都是在写李英豪对自然山水的看法,想把这些看法透过家书感染女儿,其实也是感染读者。如果说张君默的形象是回归田园的传统文人,周兆祥是介入现实政治的实践者,那幺李英豪可算是在都市中创造偏隅一角的自我自然,把都市田园化,或把田园引入都市,供给自我心灵提升的空间。

二、

如果以这套八十年代的田园书写座标来看黄可伟的《田园誌》,哪它到底佔一个怎样的位置呢?《田园誌》故事简单,讲述主角阮秋童「归园田居」的故事。然而在当下的香港情势,你不理政治,政治却找上了你,情节安排他所居住的山花下田地会被青蛙城政府(香港的隐喻)徵收,来建造高铁总站。整个故事所对应的,当然2009-2010年的反高铁抗争,也是香港近十年的抗争里其中一起重要的抗争运动。

不过,黄可伟没有选择把焦点放在抗争场面,也不是从「八十后」的视点思考事件,反而是以一个四十开外的freelancer为主角,用意或许是想从所谓香港第三代人──犬儒的一代──的身上,寻找面对当下香港情况的主体性。阮秋童大学时代曾踏足社运,后来因对社运失望而离开社运,毕业后成为教师,后来因为工作低潮,情感不顺,就退到山花下过半退休的生活。但他不是主动从城市生活退到田园生活的,而是有点被动,有点被世界、被社会、被自己居住的城市遗弃的感觉,而到山花下去居住。阮秋童被动的性格贯穿整本小说,以致他后来参与抗争,参与组织运动等,都笼罩着一股悲观的气氛。这,或许是作者自身的心态感染了作品吧。

对于角色塑造、对于阮秋童和女抗争者于佩的感情关係、对于田园生活的描述、对于抗争的细节、对于村民的参与与反应等各方面,小说都有进一步细緻和深化的空间,以现在的篇幅细写山花下抗争运动似乎略嫌简薄,然而,我除了关心书写的内容外,也同样关心书写的形式。

黄可伟一反新生代现代主义或超现实主义的书写风格,以写实的方法去写这场虚构的抗争运动。香港小说近年的「内向」与「外向」我在别处已有论及,若运用这个简单的分类,黄可伟可算是「外向」型的作者,甚至可以说,他是「外向」型的作者中最为「外向」的一款。若论近年新一辈写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可数李维怡和唐睿。但不论李还是唐,他们对于自身的虚构都甚有自觉,于是乎他们的小说总会出现「后设」的维度,也因此他们的「外向」中也有「内向」的成份。黄可伟的《田园誌》虽有虚构的符号如海棠国(比喻中国大陆)、青蛙城(比喻香港)等──这大概是受西西《我城》的启发──但除此之外,就是平实的写实主义创作,也因此我会说黄可伟是「外向」中的「外向」,而亦难免会令人以写实之深刻仔细与否的这把尺,来量度他的作品。

我未知黄可伟是否有到现实中受高铁影响(或其他发展项目影响)的村落考察,亦不知他曾否参与相关的抗争运动和组织,然而相关的文字和影像纪录还是有的,例如影行者製作的《铁怒铅线》三辑的纪录片,为我们提供极佳的材料来看反高铁运动和菜园村搬村的具体情况。这些现有的材料,或可辅助创作者,或可与现成的虚构作品对话。当然,写实小说虽言写实,但也不像纪录片──特别是影行者那种参与式製作──排除「虚构」。

既言虚构,就是创造一个世界,《田园誌》的世界就是阮秋童──这个被社会主流意识型态排除的个体──被迫与「社会」再次接轨的世界。不是说在山花下就没有「社会」存在,而是说阮秋童所想要到田园去避开的「世界」,因政府的收地强徵,再一次毫无迴避的出现在阮秋童的眼前。至于这个虚构的世界,最后是提升是沉沦,主体与外部世界是接轨还是自弃,读者可以在阅读中质询文本。然而,这个「田园世界」和「城市世界」的撞击,大概就是这次虚构行为的核心问题意识了吧。

若是这样,我们可以尝试把黄可伟的《田园誌》放到之前提及的张君默-周兆祥-李英豪的座标里去看:《田园誌》既有归园田居的部分,却比张君默多一点田园非隔绝于城市的自觉,也比张君默多一点现实政治的自觉,这大概是历史条件使然;《田园誌》也有政治的成份,并非周兆祥那种个体绿色生活或绿色消费对抗整个体制较为个人主义色彩的抗争方法,而是有组织的群众运动,透过实地开会,透过网上动员,透过田野纪录,来推动运动,这大概是八十年代与二千年代政治抗争的最大差异;《田园誌》当然也有李英豪式的都市田园化,阮秋童所饲养的鱼和猫,所栽种的植物,甚至他的日常修行(李英豪也着有《禅与香港生活》),成为他在都市自创个人自然与心灵的空间。若果张君默-周兆祥-李英豪这个座标是三个圆环,那幺黄可伟的《田园誌》大概是三个圆环交叠的一点了。